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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下乡纯粹出于好奇
发表日期:2015/12/13 16:25:00 出处:未知 作者:未知 发布人:www 已被访问 11341

[摘要]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杨绛:下乡纯粹出于好奇

年轻的杨绛

受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初下乡,同伙一位老先生遥指着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我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撅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位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我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时的十月下旬,我们一伙二十来人下乡去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可是老先生们还没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眼镜,反而凭主观改造农村人物呢!

据说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免于下乡。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眼看年轻同志们“老张”“小王”彼此好亲近,我却总是个尊而不亲的“老先生”,我也不能自安呀!

下乡当然是“自愿”的。我是真个自愿,不是打官腔;只是我的动机不纯正。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下乡当然有些困难。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我们夫妇要下乡自我锻炼,看家的“阿姨”偏又是不可靠的。默存下乡比我迟一个月,我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放心不下。我又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可是,解放以前,艰苦的日子也经过些,这类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

十月下旬,我们一行老老少少约二十人,由正副两队长带领下乡。我很守规矩,行李只带本人能负担提携的,按照三个月的需要,尽量精选。长途汽车到站,把我们连同行李撇在路旁。我跟着较年轻的同伙,掮起铺盖卷,一手拿提包,一手拿网袋,奋勇追随;可是没走几步,就落在后面,拼命赶了一程,精疲力竭,只好停下。前面的人已经不见了,路旁守着行李的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也不见了。找不敢放下铺盖卷,怕不能再举上肩头。独立在田野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慨。幸喜面前只有一条路。我咬着牙一步步慢慢走,不多远就看见拐弯处有一所房屋,门口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我那些同伙正在门口休息。我很不必急急忙忙,不自量力。后面几位老先生和女同志们,留一二人看守行李,他们大包小件扛着抬着慢慢搬运,渐渐地都齐集了。

那半天我们在公社休息,等候正副队长和公社干部商定如何安插我们。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驻在富庶的稻米之乡,由副队长带领;一队驻在贫瘠的山村,由正队长带领。我是分在山村的,连同队长共五男二女。男的都比我年长,女的比我小,可是比我懂事,我把她当姊姊看待。队长是一位谦虚谨慎的老党员。当晚我们在公社打开铺盖,胡乱休息一宵,第二天清晨,两队就分赴各自的村庄。“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就是我们一到山村所遇见的。

我们那村子很穷,没一个富农。村里有一条大街或通道,连着一片空场。公社办事处在大街中段,西尽头是天主教堂,当时作粮库用,东尽头是一眼深井,地很高,没有井栏,井口四周冻着厚厚的冰,村民大多在那儿取水。食堂在街以北,托儿所在街以南。沿村东边有一道没有水的沟,旁边多半是小土房。砖瓦盖的房子分布在村子各部。村北是陡峭的山,据说得乘了小驴儿才上得去。出村一二里是“长沟”,那儿有些食用品商店,还有一家饭馆。

那时候吃饭不要钱。每户人家虽各有粮柜,全是空的。各家大大小小的腌菜缸都集中在食堂院子里,缸里腌的只是些红的白的萝卜。墙脚下是大堆的生白薯,那是每餐的主食。

里人家几乎全是一姓,大概是一个家族的繁衍,异姓的只三四家。

“过五关,斩六将”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下乡得过几重关。我借用典故,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是“劳动关”。公社里煞费苦心,为我们这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又不累、又不脏、又容易的活儿,叫我们砸玉米棒子。我们各备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坐在一堆玉米棒子旁边,举棒拍打,把王米粒儿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和我们同在场上干活的都是些老大娘们,她们砸她们的,和我们也攀话谈笑。八点开始劳动,实际是八点半,十点就休息,称为“歇攀儿”,该歇十分钟,可是一歇往往半小时。“歇攀儿”的时候,大家就在场上坐着或站着或歪着,说说笑笑。再劳动不到一个多钟头又“歇攀儿”了!大家拿着家具——一根木棍,一只小板凳或一方垫子,各自回家等待吃饭。这些老大娘只赚最低的工分。

有时候我们推独轮车搬运地里的秫秸杂草。我们学会推车,把稳两手,分开两脚,脚跟使劲登登地走,把袜跟都踩破。我能把秫秸杂草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然后留心推车上坡,拐个弯,再推下坡,车不翻。

有一次叫我们捆草:把几茎长草捻成绳子,绕住一堆干草,把“绳子”两端不知怎么的一扭一塞,就捆好了。我不会一扭一塞。大都快黑了,我站在乱草堆里直发愁。可是生产队副队长(大家称为“大个儿”的)来了,他几下子就把满地乱草全捆得整整齐齐。

有几次我们用小洋刀切去萝卜的缨子并挖掉长芽的“根据地”,然后把萝卜搬运入窖。我们第一天下乡,就是干这个活。我们下乡干的全是轻活儿,看来“劳动关”,对

我们是虚掩着的,一走就“过”,不必冲杀。

第二关是“居住关”。记得看过什么《清宫外史》,得知伺候皇上,每日要问:“进得好?出得好?歇得好?”“进”、“出”、“歇”在乡间是三道重关。“歇”原指睡眠,在我们就指“居住”;“进”和“出”就指下文的“饮食”和“方便”。

农民让出一个大炕,给五位老先生睡。后来天气转冷,村里腾出一间空房,由我们打扫了糊上白绵纸,买了煤,生上火,我们一伙就有了一个家。但我和女伴儿只是“打游击”。社里怕冻了我们,让我们睡在一位工人大嫂家。工人有钱买煤,她家睡的是暖炕。可是没几天,工人回家度假,党支部书记肖桂兰连夜帮我们搬走,在一间空屋里尘土扑鼻的冷炕上暂宿一宵,然后搬入公社缝纫室居住。缝纫室里有一张竹榻,还有一块放衣料什物的木板,宽三尺,长六七尺,高高架在墙顶高窗底下,离地约有二米。得登上竹榻,再蹬上个木桩子,攀援而上;躺下了当然不能翻身,得挨着墙一动不动,否则会滚下来。我的女伴说:“对不起,我不像你身体轻,我又睡得死,而且也爬不上;我只好睡下铺。”我想,假如她睡上铺,我准为她愁得彻夜不眠。所以,理所当然,我睡了上铺。反正我经常是半睡半醒地过夜。窗隙凉风拂面,倒很清新,比闷在工人大嫂家煤味、人味、孩子屎尿味的屋里舒服得多。每天清早,我能从窗里看到下面空场上生产队排队出发,高声唱着“社会主义好”。后不久,村里开办了托儿所。托儿所的教室里摆着一排排小桌子小凳子,前头有个大暖炕。我和女伴儿以及另单位的两个女同志同睡这个大炕。她们俩起得早,不及和我们见面就去劳动了。我每晨擂着拳头把女伴打醒,急急穿衣洗漱,一个个娃娃已站满炕前,目不转睛地瞪着我们看,我感到自己成了动物园里的猴子。同炕四人把铺盖卷上,沿墙安放。娃娃们都上炕游戏。一次,我女伴的铺盖卷儿给一个娃娃骑在上面撒了一大泡溺,幸亏没透入铺盖内部。四人睡这么一个大炕,够舒服的,尽管被褥有溺湿的危险。

第三关是“饮食关”。我们不属于生产队,吃饭得交钱。我们可以加入干部食堂,每日两餐,米饭、炒菜,还加一汤,如加入农民食堂,饭钱便宜些,一日三餐,早晚是稀的,中午是窝头白薯。我们愿意接近老乡们,也不惯吃两顿干饭,所以加入了农民食堂。老乡们都打了饭回家吃。我们和食堂工作人员在食堂吃。我们七人,正好一桌。早晚是玉米渣儿煮白薯块,我很欣赏那又稀又腻的粥。窝头也好吃,大锅煮的白薯更好吃。

厨房里把又软又烂的自薯剥了皮,揉在玉米面里,做成的窝头特软。可是据说老乡们嫌“不经饱”。默存在昌黎乡间吃的是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合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味道带苦。相形之下,我们的饭食该说是很好了。厨师们因我喜爱他们做的饭食,常在开饭前拣出最软最甜的白薯,堆在灶台上,让我像贪嘴孩子似的站着尽量吃,我的女伴儿也同吃。可是几位老先生吃了白薯,肚里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噎气,又是泄气。有一次,一位老先生泄的气足有一丈半长,还摇曳多姿,转出几个调子来。我和女伴儿走在背后,忍着不敢笑。后来我拣出带下乡的一瓶食母生,给他们“消气”。

我那时还不贪油腻。一次梦里,我推开一碟子两个荷包蛋,说“不要吃”。醒来告诉女伴,她直埋怨我不吃。早饭时告诉了同桌的老先生,他们也同声怪我不吃,恨不得叫我端出来放在桌上呢!我们吃了整一个月素食,另一单位的年轻同志淘沟,捉得一大面盆的小活鱼。厨房里居然烧成可口的干炙小鱼,也给我们开了荤。没料到猫鱼也成了时鲜美味。我们吃了一个月粗粝之食,想到大米白面,不胜向往。分在稻米之乡的那一队得知我们的馋劲,忙买些白米,烦房东做了米饭请我们去吃。我像猪八戒似的一丢一碗饭,连吃两碗,下饭只是一条罐头装的凤尾鱼(我们在“长沟”共买得二罐)和半块酱豆腐。我生平没吃过那么又香又软的白米饭。

以后,我们一伙都害了馋痨——除了队长,因为他不形于色,我不敢冤他。他很体察下情,每一二星期总带我们到长沟的饭馆去吃一顿豆浆油条当早饭。我有时直想吃个双份才饱,可是吃完一份,肚子也填得满满的了。我们曾买得一只大沙锅,放在老先生住的屋里当炊具,煮点心用。秋天收的干鲜果子都已上市,我们在长沟买些干枣和山楂,加上两小包配给卖的白糖,煮成酸甜儿的酪,各人拿出大大小小的杯子平均分配一份。

队长很近人情,和大家同事。我的女伴出主意,买了核桃放在火上烧,烧糊了容易敲碎,核桃仁又香又脆,很好吃。反正什么都很好吃。每晚灯下,我们空谈好吃的东西,叫作“精神会餐”,又解馋,又解闷,“吃”得津津有味。“饮食关”该算是过了吧?

第四关是“方便关”。这个关,我认为比“饮食关”难过,因为不由自主。我们所里曾有个年轻同事,下了乡只“进”不“出”,结果出不来的从嘴里出来了。泻药用量不易掌握,轻了没用,重了很危险,因为可方便的地方不易得。沤“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上去,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令人“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汗都不敢出,何况比汗更重浊的呢!

有一次,食堂供绿豆粉做的面条。我捞了半碗,不知道那是很不易消化的东西,半夜拉肚子了。那时我睡在缝纫室的高铺上。我尽力绥靖,胃肠却不听调停。独自半夜出门,还得走半条街才是小学后门,那里才有“五谷轮回所”。我指望闹醒女伴,求她陪我。我穿好衣服由高处攀援而下,重重地踩在她铺上。她睡得正浓,一无知觉。我不忍叫醒她,硬着头皮,大着胆子,带个手电悄悄出去。我摸索到通往大厅的腰门,推一推文风不动,打开手电一看,上面锁着一把大锁呢。只听得旁边屋里杂乱的鼾声,吓得我一溜烟顺着走廊直往远处跑,经过一个院子,转进去有个大圆洞门,进去又是个院子,微弱的星光月光下,只见落叶满地,阒无人迹。我想到了学习猫咪,摸索得一片碎瓦,权当爪子,刨了个坑。然后我掩上土,铺平落叶。我再次攀援上床,竟没有闹醒一个人。

这个关也算过了吧?

第五关是“卫生关”。有两员大将把门:一是“清洁卫生”,二是“保健卫生”。清洁卫生容易克服,保健卫生却不易制胜。

清洁离不开水。我们那山村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我记得五位老先生搬离第一次借居的老乡家,队长带领我们把他家水缸打满,院子扫净。我们每人带个热水瓶,最初问厨房讨一瓶开水。后来自家生火,我和女伴凑现成,每晚各带走一瓶,连喝带用。除了早晚,不常洗手,更不洗脸。我的手背比手心干净些,饭后用舌头迢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就算洗脸。我们整两个月没洗澡。我和女伴承老先生们照应,每两星期为我们烧些热水,让我们洗头发,洗换衬衣。我们大伙罩衣上的斑斑点点,都在开会时“干洗”——就是搓搓刮刮,能下的就算洗掉。这套“肮脏经”,说来也怪羞人的,做到却也是逐点熬炼出来。

要不顾卫生,不理会传染疾病,那就很难做到,除非没有知识、不知提防。食堂里有个害肺痨的,嗓子都哑了。街上也曾见过一个烂掉鼻子的。我们吃饭得用公共碗筷,心上嫌恶,只好买一大瓣蒜,大家狠命吃生蒜。好在人人都吃,谁也不嫌谁臭,压根儿闻不到蒜臭了。有一次,我和女伴同去访问一家有两个重肺病的女人。主人用细瓷茶杯,沏上好茶待客。我假装喝茶,分几次把茶泼掉。我的女伴全喝了。她可说是过了关,我却只能算是夹带过去的。

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其实算不得“过关斩将”。可是我从此颇有自豪感,对没有这番经验的还大有优越感。

形形色色的人

我在农村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一个个老大爷、老大妈、小伙子、大姑娘、小姑娘,他们不复是抽象的“农民阶级”。他们个个不同,就像“知识分子”一样的个个不同。

一位大妈见了我们说:“真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毛主席,你们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吗!”我仔细看看她的脸。她是不是在打官腔呀?

缝纫室里有个花言巧语的大妈。她对我说:

“呀!我开头以为文工团来了呢!我看你拿着把小洋刀挖萝卜,直心疼你。我说:瞧那小眉毛儿!瞧那小嘴儿!年轻时候准是个大美人儿呢!我说:我们多说说你们好话,让你们早点儿回去。”她是个地道的“劳动惩罚论”者。

有个装模作样的王嫂,她是村上的异姓,好像人缘并不好。听说她是中农,原先夫妇俩干活很欢,成立了公社就专会磨洋工,专爱嘀嘀咕咕。她抱怨秫秸秆儿还没分发到户,嚷嚷说:“你们能用冷水洗手,我可不惯冷水洗手!”我是惯用冷水洗手的,没料到农村妇女竟那么娇。

我们分队下乡之前,曾在区人民公社胡乱住过一宵。我们清出一间屋子,搬掉了大堆大堆的农民公费医疗证。因为领导人认为这事难行,农民谁个不带三分病,有了公费医疗,大家不干活,尽去瞧病了。这件事空许过愿,又取消了。我们入村后第一次开会,就是通知目前还不行公费医疗。我们下乡的一伙都受到嘱咐,注意农民的反映,向上汇报。可是开会时群众哑默悄静,一个个呆着脸不吭一声。我一次中午在打麦场上靠着窝棚打盹儿,我女伴不在旁。有个苍白脸的中年妇女来坐在我旁边,我们就闲聊攀话。她自说是寡妇,有个十六岁的儿子。她说话斯文得出会意外。她叹息说:“朝令夕改的!”(她指公费医疗吧?)“我对孩子说,你可别傻,什么‘深翻三尺’!你翻得一身大汗,风一吹,还不病了!病了你可怎么办?”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的女伴正向场上跑来,那苍白脸的寡妇立即抽身走了。

有一位大妈,说的话很像我们所谓“怪话”。她大谈“人民公社好”,她说:

“反正就是好哙!你说这把茶壶是你的,好,你就拿去。你说这条板凳是你的,好,你就搬走。你现在不搬呢,好,我就给你看着呗。”

没人驳斥他,也没人附和。我无从知道别人对这话的意见。

有个三十来岁的大嫂请我到她家去。她悄悄地说:“咳,家里来了客,要摊张饼请请人也不能够。”她家的糊窗纸都破了,破纸在风里瑟瑟作响。她家只有水缸里的水是满的。

有个老大妈初次见我,一手伸入我袖管,攒着我的手,一手在我脸上摩挲。十几天后又遇见我,又照样摩挲着我的脸,笑着惋叹说:“来了没十多天吧?已经没原先那么光了。”我不知她是“没心没肺”,还是很有心眼儿。

我们所见的“堂吉诃德”并非老者。他理发顺带剃掉胡子,原来是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点不像什么堂吉诃德。厨房里有亲兄弟俩和他相貌有相似处,大概和他是叔伯兄弟。那亲兄弟俩都是高高瘦瘦的,眉目很清秀,一个管厨房,一个管食堂。我上食堂往往比别人早。一次我看见管食堂的一手按着个碟子,一手拿着个瓶子在碟子上很轻巧地一转。我问他“干什么呢?”他很得意,变戏法似的把手一抬,拿出一碟子白菜心。他说:“淋上些香油,给你们换换口味。”这显然是专给我们一桌吃的。我很感激,觉得他不仅是孝顺的厨子,还有点慈母行径呢。

食堂左右都是比较高大的瓦房,大概原先是他家的房子。一次,他指着院子里圈着的几头大猪,低声对我说:“这原先都是我们家的。”

“现在呢?”

他仍是低声:“归公社了——她们妯娌俩当饲养员。”

这是他对我说的“悄悄话”吧?我没说什么。我了解他的心情。

食堂邻近的大妈请我们去看她养的小猪。母猪小猪就养在堂屋里,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母猪和一窝小猪都干净,黑亮黑亮的毛,没一点垢污。母猪一躺下,一群猪仔子就直奔妈妈怀里,享受各自的一份口粮。大妈说。猪仔子从小就占定自己的“饭碗儿”,从不更换。我才知道猪可以很干净,而且是很聪明的家畜。

大妈的脸是圆圆的,个儿是胖胖的。我忽然想到她准是食堂里那个清秀老头儿的老婆,也立即想到一个赶车的矮胖小伙子准是他们的儿子。考试一下,果然不错。我忙不迭地把新发现报告同伙。以后我经常发现谁是谁的谁:这是伯伯,这是叔叔,这是婶子,这是大妈,这是姐姐,这是远房的妹妹等等。有位老先生笑我是“包打听”,其实我并未“打听”,不过发现而已。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好像对他们就认识得更着实。

“蒙娜·丽莎”的爸爸,和管厨房、食堂的两兄弟大概是贫穷的远房兄弟。他家住两间小土屋。“蒙娜·丽莎”的真名,和村上另几个年龄相近的大姑娘不排行。她面貌并不像什么“蒙娜·丽莎”。她梳一条长辫子,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花布棉袄,干活儿的时候脱去棉袄,只穿一件单布褂子,村上的大姑娘都这样。她的爸爸比较矮小,伛着背老是干咳嗽。据他告诉我:一次“毛主席派来的学生”派住他家,他把暖炕让给学生,自己睡在靠边的冷炕上,从此得了这个咳嗽病。我把带下乡的鱼肝油丸全送了他,可是我怕他营养不良,那两瓶丸药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儿已经去世,大儿子新近应兵役入伍了,家里还有个美丽的小女儿叫“大芝子”,“蒙娜·丽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很坚决地声明:“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来。”她那位带病的父亲告诉我:他当初苦苦思念儿子,直放心不下;后来他到部队去探亲一次,受到军官们热情招待,又看到儿子在部队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实了。

“大芝子”才八岁左右,比她姐姐长得姣好,皮肤白嫩,双眼皮,眼睛大而亮,眼珠子乌黑乌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脑门子上破了个相当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见了很着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带下乡的医药品,给她洗伤、敷药,包上纱布。我才知道他们家连一块裹伤的破布条儿都没有。“蒙娜·丽莎”对我说:“不怕的,我们家孩子是摔跌惯了的,皮肉破了肿都不肿,一下子就长好。”大芝子的伤处果然很快就长好了,没留下疤痕。我后来发现,农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伤都愈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

也许因为农村的空气特别清新,我国农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个纤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净可爱。她不过六七岁。我问她名字,她说叫“小芝子”。我拉着她们手问她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么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么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这个“包打听”,认真“打听”也打听不出她是谁来,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是排行。

大批萝卜急需入窖的时候,我们分在稻米之乡的分队也请来帮忙了。萝卜刚出土,带着一层泥,我们冻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觉寒冷。那个分队里一个较年轻的同伙瞧我和老乡们比较熟,建议我去向他们借只脸盆,讨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见个老大爷,就问他借脸盆洗手。他不慌不忙,开了锁,带我进屋去。原来是一间宽敞的瓦房,有个很大的炕,房里的家具都整齐。他拿出一只簇新的白底子红花的鼓墩式大脸盆,给我舀了半盆凉水。我正要端出门,他说:“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为我兑上热水。我把冻手握在热水里,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块雪白的香皂,一条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使用的。我怕弄脏了他的香皂,只摸了两下;又怕擦脏了他的毛巾,乘他为我泼水,把没洗干净的湿手偷偷儿在自己罩衣上抹个半干,才象征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给舀了半盆冷水,让我端给大伙儿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动,或一路上泼泼洒洒吧?十几双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为泼掉的那大半盆热水可惜,只是没敢说。大家洗完了我送还面盆,盆底尽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质量和大小,大约标识着上一代的贫富;当前的贫富全看家里的劳动力。副队长“大个儿”家里劳动力多,生活就富裕,老乡们对他都很服帖。正队长家是新盖的清凉瓦屋,而且是楼房。老乡们对那座楼房指指点点,好像对这位队长并不喜欢;说到他,语气还带些轻鄙。他提倡节制生育,以身作则,自己做了绝育手术。村里人称他是“劁了的”。我不懂什么“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让我问,过后才讲给我听。我只在大会上听过他做报告,平时从不见面。大跃进后期,我们得了一个新任务:向村民讲解《农村十条》。生产队长却迟迟不传达。关于政策多少年不变以及自留地等问题,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们打听,听了还不敢相信。我很惊奇,怎么生产队长迟迟不传达中央的文件,他是否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党支部书记肖桂兰是一位勤劳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岁,小我十岁呢,已生了四个孩子,显得很苍老,两条大长辫子是枯黄色的。她又要带头劳动,又要做动员报告,又要开会,又要传达,管着不知多少事。她苦于不识字。她说,所有的事都得装在脑袋里。我和女伴儿的居住问题,当然也装在她的脑袋里。我们每次搬个住处,总是她及时想到,还亲自帮着我们搬。我女伴的铺盖很大,她自己不会打;我力气小,使足了劲也捆不紧。如果搬得匆忙,我连自己的小铺盖也捆不上了。肖桂兰看我们搬不动两个铺盖,干脆把一个大的掮在肩上,一个小的夹在腋下,在前领路,健步如飞。我拿着些小件东西跟在后面还直怕赶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肖桂兰直爽真挚,很可爱。她讲自己小时候曾贩卖布匹等必需品给解放军,经常把钱塞在炕洞里。一次客来,她烧热了炕,忘了藏着的钱;等她想到,纸币已烧成灰。她老实承认自己“阶级意识”不强,镇压地主时她吓得发抖,直往远处躲,看都不敢看。当了支书,日夜忙碌,自己笑说:“我图个啥呀?”她正是荧屏上表扬的“默默奉献”者。她大约“默默奉献”了整一辈子,没受过表扬。

村上还有个“挂过彩”的退伍军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个官衔。他生活最受照顾,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儿很和气,我曾几次到过他家。这位军人如果会吹吹牛,准可以当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儿一样天真质朴,问他过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挤牙膏”般挤出一点两点。诱得巧妙,他也会谈得眉飞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当好的朋友。我离开那个村子一年后,曾寄他一张贺年片。他却回了我一封长信,向我“汇报”村上的情况。尤其可感的是他本人不会写信,特地央人代写的。

村里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肠大,一顿要吃满满一面盆的食。好在吃饭不要钱,他的食量不成问题。他专管掏粪,不嫌脏,不嫌累,干完活儿倒头大睡。他是村里最心满意足的人。

最不乐意的大约是一个疯婆子。村上那条大街上有一处旁边有口干井,原先是菜窖。那老大娘不慎跌下干井,伤了腿。我看见她蓬头垢面,踞坐地上,用双手拿着两块木头代脚走路。两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费力地向前挪动,一面哭喊叫骂。过路的人只作不闻不见。我问:“她骂谁?”人家不答,只说她是疯子。我听来她是在骂领守,不知骂哪一位,还是“海骂”。骂的话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骂得很臭很毒。她天天早上哭骂着过街一趟,不知她往哪里去,也不知她家在哪里。

桩桩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们分组到村里访病问苦,也连带串门儿。我们撞到了疯婆子家里。一间破屋,一个破炕,炕头上坐着个脸黄皮皱的老大妈,正是那“疯婆子”。我原先有点害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请我们坐,一点儿不像疯子。我坐在炕沿上和她攀话,她就打开了话匣子。她的话我听不大懂,只知是连篇的“苦经”。我问起她的伤腿,她就解开裤腿,给我着伤疤。同组的两位老先生没肯坐,见那“疯婆子”解裤腿,慌忙逃出门去。我怕一人落单,忙着一面抚慰,一面帮她系上裤腿,急急辞出。我埋怨那两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们只鬼头鬼脑地笑,说是怕她还要解衣解带。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儿同组,又访问了几家。我们俩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后来我们跑到僻远地区,听到个妇女负痛呼号。我很紧张。我的女伴说,没准儿是假装的。我们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号勉强招待我们。她说自己是发胃病。我们没多坐,辞出不久又听到她那惨痛的叫号。我的女伴断定她是不愿出勤,装病。可是我听了那声音,坚信是真的。到底什么病,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又看望了一个患风湿病的小伙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寒气一逼,得了这个病,浑身关节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贵。他攒了钱叫家人进城买得一瓶,将到家,不知怎么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说到这瓶砸掉的酒,还直心疼。但他毫无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后每见虎骨酒,还直想到他。

我们顺便串门儿,看望了不常到的几个人家,村上很少小伙子,壮健的多半进城当工人了。有个理发师不肯留在乡间,一心要进城去。但村上理发的只他一个,很赚钱,我们几位老先生都请他理发。那天他的老伴儿不在家,我们看见墙上挂的镜框里有很多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时髦,一张照上一套新装。我估计这对夫妇不久就要离村进城的。

有些老大妈爱谈东家长、西家短:谁家有个“破鞋”,谁家有个“倒踏门”的女婿,谁家九十岁的公公溺了炕说是“猫儿溺的”,谁家捉奸仇杀,门外小胡同里流满了血。我听了最惊心的是某家复壁里窝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没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亲戚)。初解放,家家户户经常调换房屋:住这家的忽然调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调到这家。复壁里的人不知房子里已换了人家,早起上厕所,就给捉住了。

村里开办幼儿园,我们一伙七人是赞助者。我们大家资助些钱,在北京买了一批玩具和小儿书;队长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礼。我不会说话,老先生们教了我一套。我记得村里还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典礼接受礼物,表示感谢。村里的大妈起初都不愿把孩子“圈起来”,宁可让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觉的工人大嫂就表示过这种意见。可是幼儿园的伙食好,入园的孩子渐渐多起来。工人大嫂家的二娃子后来也入幼儿园了。我问她吃了什么好早饭,她说吃了“苟儿勾”(豆儿粥),我听了很馋。

扫盲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蒙娜·丽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扫地的姿势,笑说:“又要来扫我们了!”她们说:“干活儿我们不怕,就怕‘扫’我们。干了一天活儿,坐下直瞌睡,就是认不进字去!”我曾亲身经历,领会到体力、脑力井不分家,同属于一个身体;耗尽体力,脑力也没有多余了。

我女伴儿和我得到一项特殊任务:专为党支书肖桂兰扫盲。因为她常说:“我若能把事情一项项写下来,不用全装在脑袋里,该多轻松啊!”可是她听到“扫盲”,就和村里的大姑娘们一样着急说:“又来扫咱们了!”她当然没工夫随班上课。我们的队长让我和女伴儿自动找她,随她什么时候方便,就“送货上门”式教她。我们已跟她说好,可是每到她家,总扑个空,我怀疑她是躲我们。

不知谁的主意,提倡“诗画上墙”。我们那个贫穷的山村,连可以题诗作画的白墙也没有几堵。我们把较为平整的黄土墙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诗和画总不能都由外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手包办啊。我们从本村的小学校里要了些男女学生的作文,虽有错别字,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却还明白。我们把可用的作文变成“诗”,也就是“顺口溜”,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诗”都配上一幅“画”,有些墙上剩留些似画非画的图痕,我们添补成“画”,再配上一首“诗”。我们一队七个老人,没一人能画。村上有一个能画的小伙子,却又不是闲着没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请来画几笔。我和女伴儿掇一条长板凳,站在上面,大胆老面皮一同挥笔画了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表示“丰收”。村里人端详着说:“不赖。”这就是很好的鼓励了。天气严寒,捧着砚台、颜色缸的手都冻僵了,可是我们穿街走巷,见一堵平整的墙,就题诗作画,墙上琳琅满目,村子立即成了个“诗画村”。有一幅“送公粮”的画,大约出于那位能画的小伙子之手,我们配上了诗,却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干部的大名。我们告诉了那位干部,并指点他看了“诗”、“画”和署名。他喜得满面欢笑,宛如小儿得饼。我才知道不仅文人好名,老农也一个样儿。村里的小学校长命学生把墙上的“诗”抄在红红绿绿的纸上,贴在学校门口,算是他们那学校的成绩。我们有几位老先生认为那是“剽窃”。就算是“剽窃”,不也名正言顺吗!墙上都明写着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里汇集了几个村的“诗”,印成小册子。上面的顺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么“心里亮堂堂”呀,“卫星飞上天”之类。我自己编造的时候,觉得纯出“本店自造”,竟不知是抄袭了人——或者竟是别的村子抄袭了我们?不过这阵风不久就刮过了。

我们串门儿的时候,曾见到有几家的条桌上摆着一只钟,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人家都没有钟表。如要开会,说明八点开,至早要等到九点或九点半,甚至十点。有一次是在一个较远的礼堂开一个什么报告会。我们准时到会,从七点半直等到近十一点,又累又急又无聊又饿。不记得那次的会是否开成,还是草草走过场的;我怀疑这是否相当于“怠工”的“怠会”。一般学习会在食堂附近开,老乡们在一个多小时里陆续到齐,发言倒也踊跃。老大妈老大爷一个个高声嚷:“我说说!”说的全是正确的话,像小学生上课回答教师他学到了什么。如果以为他们的发言反映他们的意见,那就错了。他们不过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们很简单地重复了教导他们的话,不把这句话做成花团锦簇的文章,也不参加自己的什么意见。“怪话”我只听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许是我“过敏”,觉得语气“不大对头”。我回京谈体会时,如实报道了那几句话,谁也没听出什么“怪话”,只说我下乡对农民有了感情,学他们的话也腔吻毕肖。我常怀疑,我们是否把农民估计得太简单了?

村子附近的山里出黏土,经火一烧,变得很坚硬,和一般泥土烧成的东西不同。黏

土值钱,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财源。我们曾去参观他们挖掘。肖桂兰带着一群小伙子和

大姑娘铲的铲,挖的挖,装在大筐里,背着倒在小车上堆聚一处。我们六个老人(我们

的队长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征性地帮着搬了几团泥块。这是挂过彩的那位退伍军

人请我们去的。他还要款待我们吃饭,我们赶紧饿着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们还打算为这个山村写一部村史。可是挂过彩的军人和肖桂兰都是务实派,不善

空谈。我的任务是“诱供”,另有几人专司记录。我一心设法哄他们谈过去的事,因此

记不得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村史”没有写成。

阳历元旦村里过节,虽然不是春节,村里也要演个戏热闹一番。我才知道这么个小

小荒村里,也人才济济。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了解古代无道君王下乡选

美确有道理。

整队回京

我们原定下乡三个月,后来减缩成两个月。

阳历年底,村上开始过节。我们不好意思分享老乡们过节的饭食,所以买了两只鸡。两瓶酒送给厨房。我又一次做送礼的“友好使者”,向他们致谢意。那个村子出厨师,专给人家办酒席。他们平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回厨房宰了猪,又加上两只鸡,就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们从未吃过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转着切成薄薄的一长条,卷上仍是正方形,炖得稀烂,入口消融。我们连日吃白面馒头和花卷,都是难得的细粮,我们理应回避。这或许也是促成我们早归的原因吧?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

我们回京之前,得各自总结收获,互提意见。意见多半是芝麻绿豆,例如说我不懂民间语言等等,我不甚在意,听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话是我最得意的:队长评语中说我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一位党外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不以为然,说我不过是“婆婆妈妈”而已,并未能与农民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打成一片。他的话也许完全正确。我理论水平低,不会和他理论。但是队长并未取消他的评语。我还是心服有修养的老党员,不爱听“马列老先生”的宏论。我觉得自己和农民之间,没什么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他们村里,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我下乡前的好奇心,就这样“自以为是”、“自得其乐”地算是满足了。

下乡两个月,大体说来很快活,唯有一个阴影:那就是与家人离散,经常牵心挂肚。我同炕有个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边没别人,她就和我说“悄悄话”。第一次的“悄悄话”是她对我说的。她凑近我低声问:

“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我说:“想。你想不想你的老头儿?”

她说:“想啊!”

两人相对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转而为无可奈何的苦笑。我们眼睛里交换了无限同情。以后,见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虽然我们说“悄悄话”的机会不多。

默存留在家里的时候,三天来一信,两天来一信,字小行密,总有两三张纸。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攒不到二十封信,肚子上左边右边尽是硬邦邦的信,虽未形成大肚皮,弯腰很不方便,信纸不肯弯曲,稀里哗啦地响,还有掉出来的危险。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了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记得曾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用他自己的话:“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于踽凉长往也”。用他翻译洋人的话:“离别之惆怅乃专为居者而设”,“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见《谈艺录》541页)他到了昌黎天天捣粪,仍偷空写信,而嘱我不必回信。我常后悔焚毁了那许多宝贵的信。唯一的安慰是:“过得了月半,过不了三十”,即使全璧归家,又怎逃得过丙丁大劫。况且那许多

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书》之类,旨在示范同世,垂训后人,那是专写给我一个人看的。罢了,让火神菩萨为我收藏着吧。

村里和我友情较深的是“蒙娜·丽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辞行。“蒙娜·丽莎”搀着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着大芝子的耳朵说了一句话,大芝子学舌说:“想着我们哪!”我至今想着他们,还连带想到一个不知谁家的小芝子。

总结完毕,我们山村的小队和稻米之乡的小队一起结队回北京,我和许多同伙挤在一个拖厢里。我们不能像沙丁鱼伸直了身子平躺,站着也不能直立,因为车顶太低,屈的不能伸腰,因为挤得太紧。我坐在一条长凳尽头,身上压满了同伴的大包小包,两腿渐渐发麻,先是像针戳,后来感觉全无,好像两条腿都没有了。全伙挤上车不是容易,好半天曲屈着也不易忍耐,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安抵北京。我们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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