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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应该认命吗?
发表日期:2015/12/13 16:28:00 出处:未知 作者:未知 发布人:www 已被访问 6349

[摘要]在当下21世纪如何表现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作家东西最新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给我们提供一个研究和探讨的新对象。

腾讯文化实习生 毕玲帆 发自北京

城乡冲突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涉及和探讨的主题,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高晓声笔下陈焕生再到余华的许三观都是农民进城的经典文学形象,而在当下21世纪如何表现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作家东西最新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给我们提供一个研究和探讨的新对象。

12月11日,由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中国作协、腾讯文化、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联合主办的东西作品研讨会围绕《篡改的命》展开,李敬泽、何向阳、陈晓明、张清华、张柠、杨庆祥、李云雷、饶翔、丛治辰等文学评论家出席并参与研讨,李敬泽指出:这部作品里面有愤怒,也有绝望,但归根结底是个人的命、身份的命或城乡的命,也是一个“六道轮回”世界的命,一个更大的命。

中国农民应该认命吗?

《篡改的命》东西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何向阳:农民进城的“转基因”方式

1996年,东西曾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耳光响亮》;十年以后,2005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后悔录》;再十年之后,2015年出版了《篡改的命》。他这种“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写作速度在当下快速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东西也在他的后记写到,他并不是想学曹雪芹的慢节奏,而只是想等一等灵魂。

今天的研讨会主要是对其文本进行研讨,包括其文化现象、艺术现象以及对社会的思考。东西是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关注当下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饱含深刻的思想性。今天我们谈的城乡的冲突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篡改的命》,这部小说其实已经突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关系,走进了更深层地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看似简单、却又丰富而复杂的文本叙事。《篡改的命》讲述了农民三代人进城的故事,他们历经艰辛和苦难,最后用一种“转基因”的荒诞方式进入了城市。而他们进入城市的过程和结果,是怎样一种辛酸的方式,值得大家去思考。

敬泽:这是一部耐嚼的作品

这本书以传统小说的形式复活了传统小说的精神和世界处境。但我们回到传统小说上,并不必一定非要把他放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序列中加以历史化。也许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间面临权利的关系,面临着的一个主和奴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某种程度上讲这部作品里面有愤怒,也有绝望,但归根结底是个人的命、身份的命或城乡的命,也是一个“六道轮回”世界的命,一个更大的命。

有人批评该书对历史结果呈现得的单一而绝望,缺乏丰富性。但我认为,在探讨文学作品时,我们要警惕从文学出发的社会想象,警惕对文学想象和真实的社会历史是否要吻合的纠结,那些极端和绝望只是小说呈现的艺术性。放下小说后看看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野心、充满欲望的世界,很少有人真的认为自己前方无路可走。

现在很多人视为乐土的美国和欧洲,他们的社会流动性真的比中国大吗?他们给社会提供的开放性真的有现在的中国大吗?但为什么偏偏中国这么焦虑。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东西作品所提供的不仅仅是这个关系框架里能够简单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还是有一些超出关于80年代、90年代城乡历史框架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一部很多批评家嚼啊嚼、嚼了半天还有东西嚼不动的作品。

陈晓明:一个反写阿Q的故事

尽管说城乡的二元对立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东西把他写出一种新的力度、写出一种新的伤痛、写出一种新的深刻性。东西的小说的确是说不尽的东西,批评家很难对这部小说进行单一判断,在对它下一方面论断的时候会有另一方面冒出来。有人说它有城乡对立、道德判断简单的问题,于是它翘出来艺术的一面进行自驳。艺术上总会有极端,这并不是简单或对立。简单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背后有没有艺术作为支点,可以弹射出别的东西。那些我们称之为好的小说,像《洛丽塔》,其二元关系也是很简单的,所以这种简单后面也包含着多面性和活力。

在“农民进城”这一主题上,评论家经常把《篡改的命》中的汪长尺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高晓声的陈焕生和余华的许三观进行关联。但再往前回溯,我把它理解为一个反写阿Q的故事。在整个20世纪的“乡土中国”文学中,农民总是处于变局中,《阿Q正传》寻求的也是一个变,但阿Q在这个革命之“变”中并不想变,他也并不喜欢城市,而汪长尺却体现当代农民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变”中才有出路。

东西在其作品中对小说结构有非常精巧独到的构思,他对小说叙述的掌控力和平衡力也都很强,非常具有艺术含量。《篡改的命》中他把主人公命运的“变”和小说艺术的反切关联在一起。反切携带非常强大的力量,你会发现他在每一个关键点上的变,都会带来对自我的自戕,他父亲的跳、他的表演跳和最后的真跳都是一种反切的艺术技巧。汪长尺经过各种折腾去改变命运,最后发展到一种极端的惊人行为--企图篡改乡土中国纯正的农民血脉。

张清华:中国先锋文学使中国获得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质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所谓五千年之大变局,这种变局我觉得有两个,一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二是从文明这个意义上。社会政治意义上大变局是,中国原来的专制政体、道德正统崩溃了,产生的是民国和共和国;再一个大变局就是,乡村社会及其文明形态的全面衰亡和崩溃。这个崩溃在最近的30年里是极其惨烈的,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抱负的作家一定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代中国优秀的作家一直在抒写乡村,东西的这部小说是用三代人的命运代表了整个谱系甚至世世代代乡村的人民,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唯一摆脱贫困、摆脱自己遭遇和处境的方式,就是变成城市,就是由一种乡村生存变成城市生存。然而这几代人到了汪长尺这一代,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还失去了身体和尊严。

然而从一个现实的角度看有读者可能认为汪长尺的命运太过于巧合了,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汪长尺的命运,伟大作家不会按照生活现实的合理性去描摹和堆积,而是按照戏剧的合理性、人物命运的逻辑性及至大历史的逻辑性去描写,去创造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死是必然的,只有通过死终结自己的身份和肉体,换取乡村谱系的终结,并让他的儿子删掉所有出身的痕迹,变成城市的人。

东西的作品真的呈现了一个佳境,就是自动写作,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自己在写作,自己展示自己,因此,东西身上秉承了先锋文学的精神和正道。如今,30年的先锋文学使中国文学走上了正轨,获得了与现实对话、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质。

张柠:只见命不见个人的中国社会

《篡改的命》是东西酝酿十年的结晶,触及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就是,中国社会转型在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留下的创伤和伤害。这种乡村向城市转型的代价可以说是带血的、人吃人的,这个过程我们目睹了中国古典尊严的丧失,目睹了古典人向现代人的转型过程中的觉醒。我们从汪家的命运看到,这个代价太大,首先是尊严的丧失,还有健康的丧失,从身体到血缘一层层被剥掉、丧失。

汪长尺从乡村走到城市的代价除了丧失尊严和身体,甚至还丧失了传统农耕文明中人际关系和情感层面上的乡情和亲情。如果按照国外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思路,人物在失去一切后反而会逐渐凸显出“个人”形象,如《巨人传》里的巨人或者堂吉诃德,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并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命”的意象,即认命。

“命”有很多理解,一般是听天命、尊天命。尽管整个小说的叙事很流畅,但是我们读到里面强烈的声音就是:进城失败,认命了,最后以死结束。虽然很震撼,但它的意义在哪儿,或者说文学在表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不是历史如实的描写,但也应该在最后呈现出来希望哲学的东西,给出历史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此外,我们一直在批评当代文学只擅长表达乡土经验,在表达城市经验的时候显得不够有力,不够自信,一些作家写城市生活的一些文本的时候,让人感觉有点古怪,或者说“进城”太容易了。中国文学如何从中国古老的乡村土壤一下子跳到城市来,作家还需要继续寻找途径。

杨庆祥:文学是让人活,不是让人死

语言和故事应该是互为呈现的,这是一个好小说基本尺度。有的小说虽然是讲故事,但是看起来就像是真事儿。有的人讲的是真故事,但看着像假的,这就是好坏小说境界的差异。东西的语言能力特别强,简洁、干脆,像日光一样霹雳啪啦跳跃出来。

城乡结构虽然是老问题,但是这个老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有新的形态。东西小说里内层结构就是所谓的血统论,最后他为什么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别人,因为他要换血,他觉得农民的血是卑贱的。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如果能进一步开掘,这个小说会变得更加立体,

在80年代一系列农民进城的故事如《人生》、《鲁班的子孙》、《浮躁》里面,有很天真愉悦的东西,他们对未来世界的想象是很乐观的。但汪长尺是悲观被动的,让人有种失去未来的感觉,从他把他的儿子送给别人,改变血统,到他儿子销毁真实血统,导致一代人,或三代人失去历史,这是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存在。不仅失去土地和身体,还把起源忘记,这是最大的问题。

虽然作家在表现社会问题后并不一定要在既有的社会关系外想象和开拓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作家至少需要在想象力上暗示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而《篡改的命》最后的结构就是每个人都去死,有点太绝望。我们读文学为什么,文学是让人活着,不是让人死。

李云雷:一部后革命主义小说

《篡改的命》里许多故事都是比较极端化的,比如说汪槐的跳楼和到最后汪长尺的跳桥,我想极端化的表达可能确实是一个把握复杂社会历史的重要的方式。但把问题、事件、人物可能会对他自身的丰富性造成一些损伤。而东西老师的创作不仅是现实主义,而且有很多现代主义的东西。其作为艺术家的强大自觉规划、设计着故事里的巧合和极端,而这种极端化呈现出一个逐渐凝固化的社会结构。

这个小说应该是后革命时代的作品,因为在革命时代革的就是命,但后革命时代却是认命。但是就革命本身来说,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以及之后乡土中国文学都是一种对命运进行改变的探索。而《篡改的命》中呈现的整个社会都是一种灰暗的、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的状态。而东西之所以用这样的形式,也可能由于当下时代人们改变社会以及改变自我命运的动力,已经不像革命时代那样主动乐观,基本上回到超稳定结构的种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后革命时代命运的作品。

另外一点是叙事的姿态和作者自我意识的问题,读者看这部小说很容易感觉到东西老师是在一个外在的视角看故事,看人物。用一种比较偏上的视觉副刊社会底层人物的挣扎和奋斗历程。

饶翔:农村到城市其实有更多可能性

汪槐和汪长尺他们最大的信念是成为城里人,因此在结尾汪槐以及村里人给汪长尺招魂做法,让他投胎到城里去。这个场景当然非常震撼人心,这是一种对乡村的荒诞寓言式抒写。但在震撼同时,我只是感觉震动,很难有感动,我看到了中国乡土社会文化的惰性,生命本质的价值被抽空。东西作品中的农村还是在阿Q时代,好像不是在20世纪,或者说中国两千年都是这样的,历史的车轮在交替往前进。

一句话概括这部小说,这是乡村向城市投降,好人向坏人投降的过程。但农村到城市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呢,这是值得作家继续探讨的问题。

丛治辰:虽然美国已经阶层固化,但阶层差异不会让你感到没有尊严

《篡改的命》很像宋明的话本小说,比如说因果照应以及各种重复,椅子在重复,汪槐的椅子,汪长尺的椅子,以及办公室里被砸的板凳。然后是跳楼,汪槐的跳楼,汪长尺的跳楼,非常像话本小说的作法,白话小说的故事好看,精彩,有内在结构性。我不断被打动也是这个原因。

在艺术手法上小说有很多很精妙的细节地方,比如前几章出现一个椅子,王怀到城里静坐要带一把椅子,王长石补习也要带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成为两个人的象征,这个椅子其实最后也变成了虚化的位置和身份。其实不管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城乡的对立,问题是没有自己非常坚固的位置。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到更换身份的意义,但其实成功转换了身份以后,一生也依然坎坷,如果城乡对立是户口制度造成的,或者说某种严格的现代身份体制划分造成的,那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其实没有比我们好,可能有人认为那里自由民主,但我觉得无聊得要死,中产阶级占主导,阶级已经固化,一个黑人一辈子没有想到爬上什么位置,中产阶级一辈子也没有想到要上到上流社会。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充满焦虑,即使在城市也想往上走,不断往上的空间。但美国社会中每一个人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坚固而且有尊严,虽然美国社会虽然阶级已经固化,但阶层的差异不会导致你在另外一个阶层没有尊严。其实中国农村曾经也有很强的自豪感,如赵树理虽然进城成为作协的领导,但是他死活待不惯,一定要回去农村,在农村他觉得非常舒服。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写以农村为主体、农村可以战胜时代的故事,而现在的农民却没有强烈的自豪感和主体性,只有深深的卑微。

最后,说到小说语言上,东西放弃了对于去下总体判断的使命,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笔下的农民说话像知识分子以及使用一些网络语言的原因,他写的根本不是要让它像现实的故事,他故意把世界观做得混杂、复杂,甚至暧昧不清,呈现出时代更丰富的本质,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质是不是可以借助哲学、思想、理论、社会学的进步,把这个笔触再往前走一步。

中国农民应该认命吗?

作家 东西

东西:写五条腿的青蛙才会使人思考

一个作家如果在写四条腿青蛙,可能没有人注意,但当你出现五条腿的青蛙的时候,读者和评论家就会去思考,我写作便是提供这样一个思考的机会,而绝对不会提供思考的答案,这是作家要完成的。这部绝望的小说恰恰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小说,加缪曾说,只有绝望的人才会更热爱生活,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去热爱,否则就没机会了,因此我觉得这部小说是满怀希望的。

如今的网络世界里,到处充满了“你有一个缺点我就拍死你”的批评逻辑。而今天,大家对我的小说还给予那么多好的评价和建议,我感到非常感谢。李敬泽曾说,一个好的评论家并不希望他的周围尸魂遍野,因此拥有真正一个理解你的评论家胜过千万评论家。最后我想用加缪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探讨:不要让我走在前面,因为我不会引导。也不要走在我的后面,因为我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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