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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弄清一场屠杀却被杀意入侵
发表日期:2015/12/13 16:30:00 出处:未知 作者:未知 发布人:www 已被访问 6358

[摘要]日本右翼分子开始在言论上疯狂的攻击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张纯如,张纯如立即进行回击。

凝视深渊,深渊将回以凝视。这话用在张纯如身上再恰当不过。

她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有良好的教养和家庭,她周围的一切都在成就她,建设她,可她却亲自拆解、了结了自己。

一个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女子,一步一步靠拢悲剧的核心。

可这悲剧反扑了她。

她想弄清一场屠杀却被杀意入侵

“12月13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1937年的今天,在南京发生了一场浩劫,这场浩劫夺去了数十万中国军民的生命。”

1994年12月13日,在库比蒂诺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展上,年轻的讲解员不停地向来访者做着介绍。

正是这场展览,张纯如第一次了解到南京大屠杀的惨况。此前,她从未见过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照片。

整个参观过程进行地十分缓慢。张纯如时常驻足盯着某一副照片,有时可能会花上十多分钟,面色难看。其中一张照片,一男子跪在地上,双手背绑,一个日本军官挥刀砍向男子颈部,刀落,头未掉的一瞬摄影师按下了快门。这个身材高挑的姑娘盯着它哭了。

这一年张纯如26岁,身为作家,她下定决心写一本《南京大屠杀》。

有一段时间,人们有些疑惑:张纯如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为何会写《南京大屠杀》?至于答案,众说纷纭。不过公认的是,九四年的那次展览起了决定性作用。

但后来,根据张纯如母亲张盈盈的回忆,女儿其实很早就告诉过她,“想写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那是九二年的事。

那年母亲节,张纯如特地赶到纽约探望了外婆和母亲。

半年前,张纯如刚和丈夫布瑞特完婚。婚后,忙于写作自己的处女作《蚕丝》,她很少见到母亲,那晚便和母亲同睡。

夜里母女两躺在床上闲聊,她告诉母亲:“写完《蚕丝》之后,我想写一部类似于《飘》那样以战争为背景的爱情小说。”母亲很赞成,对她说:“20世纪中国就经历过一次战争,涌现过很多英雄事迹和爱情故事。”母亲的话也让她想起儿时的一些事。

张纯如从小接受双语教育,除了英文学习,父母会教她说中文,给她讲中国历史,以及张家的过往。母亲喜欢给她讲外公20世纪三十年代从南京逃难的故事。南京沦陷前夜,张纯如的外公外婆相约一起离开南京。出发前,两人却意外走散,外公极度失望。正当离开时,外婆又奇迹般的找到了外公。对此,张纯如一直很疑惑,她不知道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离开外婆家,张纯如一边写作《蚕丝》,一边思考《南京大屠杀》。直到九四年,她去了库比蒂诺的那次展览。

从库比蒂诺回来不久,张纯如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纳粹屠杀犹太人,人尽皆知;日本人在南京屠杀中国人,西方却知之甚少。这更坚定了她写作《南京大屠杀》的想法。

她强调:“必须将这一史实写出来,让世界记住南京大屠杀。”

为了写好这本书,张纯如走访过数十家图书馆和二战资料档案馆。走访期间,张纯如曾多次听人说起明尼·魏特琳。九五年初她专门前往哈佛大学档案馆查找关于魏特琳的资料,几乎翻遍哈佛档案馆的地下储藏室,她才找到一本《魏特琳日记》,日记详细记载了魏特琳在南京战乱中的经历。继续搜集的过程中,张纯如又意外发现了拉贝(约翰·拉贝,大屠杀期间救助过数万名中国难民,被称为“东方辛德勒”)日记。

这些日记深深触动了张纯如,尤其魏特琳的自杀,她深感惋惜。

对张纯如来说,南京成了一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必须去一趟南京了。

七月下旬,张纯如开始了南京之旅。这个季节,湿热正弥漫在南京的大街小巷。

在南京,张纯如天一亮就要去采访幸存者,和那些年逾古稀、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一起徒步到屠杀曾发生的地方。

夏淑琴,张纯如采访的第一位幸存老人。

采访中,夏淑琴老人指着一所破旧的老屋告诉张纯如:“这就是发生屠杀的房子”。一起走进屋里,老人站在窗口——她是两家人中唯一的幸存者,指了指对面同样破烂的房子,缓缓说道“我家九个人,邻居家四个人,都躲在桌子底下,来了二十来个日本兵,一进来就开枪,我母亲还抱着一个婴儿,求他,他一下就把孩子抢过去,活活砸死了,把我母亲衣服扒掉······”

南京之行,这样的故事,张纯如几乎天天听,她发觉自己像魏特琳一样,放佛看到了立于战火中的金陵女校,遍布弹坑的残墙破街,拥挤逃窜的平民百姓,以及咆哮着的带血的刺刀。

在南京待了25天,八月底,张纯如结束了此行。回国后没来得及休息,她又开始了忙碌的著述生活。晚上写作到深夜,也经常通宵熬夜,丈夫已经习惯了她的日程。晚饭后,两人会一起散散步。但是长期积聚的压抑情绪一直萦绕在张纯如心头,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南京大屠杀》正式出版。

《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出版填补了一块外文世界叙述“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空白。西方读者对南京曾经发生的屠杀感到震惊,不可思议。短短数月,1988年,此书便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在榜单上停留了14周,售出近50万册。

“上榜”后,张纯如变得异常忙碌。她不停的参加图书签售活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前后奔赴二十多个城市,知名度和书的销量一样飞涨。她成了媒体的新宠,尤其在华人圈,很多人视她为社会活动家,人权斗士,光环加身。

杂乱无序的琐事彻底扰乱了张纯如的作家生活。她曾说:“我感觉像从地狱上了天堂,更像是被绑在一辆过山车上,无法逃脱。”此时,大洋彼岸的另一伙人已经盯上了她。

日本右翼分子开始在言论上疯狂的攻击张纯如和《南京大屠杀》。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张纯如,张纯如立即进行回击。后来,双方在PBS《新闻一小时》节目中进行了公开辩论,辩论以齐藤邦彦哑然告终。

有一种传言称,一些狂热份子曾试图攻击张纯如本人,张纯如收到过威胁信件。张纯如极度缺乏安全感,又考虑到家人的安全,她的生活一度变得很神秘。

2003年时情况才稍有转机,张纯如的新书《美国华人》出版,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一年,张纯如35岁,她事业正盛,家庭美满,却暗藏杀机。

2004年,张纯如正在筹备自己的第四本书,以巴丹死亡行军(7.8万名投降军人中1.5万人遭屠杀)为背景。又一个沉重的题材。得知此事后,很多幸存老兵写信给张纯如,希望她能采访自己。也有许多人直接将自己的痛苦经历写出来寄给张纯如,她又从天堂跌进了地狱,这些材料变成了痛苦的砝码,一块块的压到她身上。

六月的一天,一个不幸的消息压垮了张纯如——两岁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患有自闭症。“旧疾”加“新伤”,她崩溃了,患上了抑郁症。

丈夫和父母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更难接受的事实即将到来。

11月8日晚,张纯如在书房里写了一封信。她心神不宁,失眠已经困扰她好几个月了。写完信打印出来已是凌晨,她把打印好的信压在电脑旁最显眼的地方,之后便悄悄出了门,开车离开。丈夫丝毫没有察觉。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张纯如看过三个精神病医生,天天服用抗抑郁药物,可她还是更抑郁了。11月份,她已经不再和父母谈论自己的病情,甚至不愿再和任何人谈论。

第二天清晨,布瑞特到书房找妻子,等他的只有那封信。读完信,布瑞特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他立刻给岳父打了电话。岳父岳母很快赶到,他们开始商量如何寻找张纯如,考虑到她的病,他们先报了警,之后便开始疯狂寻人。

三人发动亲朋好友,四处打听到深夜,一无所获。

次日,警察送来了消息:张纯如自杀了。在自己车里,用一把手枪对准自己的上颚,扣下扳机,子弹击穿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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